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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29日 且慢给"死亡指标"判刑 看到南方周末《“死亡指标”是怎么算出来的？》一文，记者通过中国的“安全生产控制指标”的内容的解密，引发了一个小型的关于“‘生命价值’与‘现实绩效’之间的鸿沟是否难以跨越”问题的争论？笔者观后实有感触，就自己的观点罗列一二。 关乎死亡的事，每个人都不会懈怠。所以不了解的人，一看死亡与一个逻辑学名词“指标”一联系，多多少少会产生疑惑。后来才知是行政安全部门对各级层部门单位下达的死亡人数的限制。那么一些人的声讨也就应运而生。说这个“死亡指标”是对生命的一种轻视，似乎指标内死亡的人们就死得合法，无须任何政员负责，指标之外死亡的才会引起责任的追究。还有认为，依靠政绩的政员们也会变相理解“死亡指标”，以致拿着人命到处作假。我认为，这些疑问还都不值得我们如此轻率地就给“死亡指标”判刑。 首先这个指标的批露，让我们看到“权力被制约”身影。孟德斯鸠的“一切有权力的人容易滥用权力”就是权力需被制约的前提。我们的官员掌握着行政管理，公共安全保障的权力，也就应该被这些数字所制约。数字与咎责的结合，使得他们内心也会产生警惕。在公权领域，是现有职位的设置，再有公务人员的选拔和上任。而不是先有人员特别适合那个职位，才去设置。这个逻辑道理，也在说明，公务人员也有着我们常人的秉性，也不个个都是雷锋，怀揣美好的社会主义理想，把自己的职责奉为神谛。所以，他们的行为需要有所规划。如果不列明确的指标，那么如何让一个常人去维持自己良好的职责。没有透明化的指标，我们如何去期待官员们的工作？没有确定化的指标，在一个没有制约的环境里，让同样是常人的官员们如何摆脱滥用权力的真理？没有清晰化的指标，就如同撇开法律规范来谈自由，那时还有自由可言吗？所以说，既然没有死亡指标，将会使事情变得更为恶化，我们就且相信它存在的合理性。因为如果没有的话，将会产生更大的不合理。 同时，我认为还是有很多的人，缺乏理性去看我们行政部门的作为。这也许也是他们的历史遗留问题太多，容易让我们公民抗拒，让我们失去信任。包括早在“大跃进”时，就有的天花乱坠的数字报告，还有现在的对矿难，灾害死伤人数的慌报、瞒报。要知道，信誉这东西，破坏一次就有了那以弥补的创伤，何况我们的官员似乎从来不去重视政府信誉在公民的心目中有几斤几两。所以，我们为了自己的安全，也为了奋斗在安全生产一线的同胞的生命安全，仍有接受这些冷冰冰的数字的理由。这些数字的背后并不寒冷，官员们为了不超额，会去救治那些生命告急者；为了不超额，会给生产部门下重重的安全隐患批示；为了不超额，监督部门的作用将被官员们好好利用。那么，我们还能说这些指标是对我们生命的漠视吗？如果你看到那一个一个数字，就认为这些数字是要求这些部门单位可以死那么多人，那样的理解是背离一个理性公民的思维的。数字的出现，是对政府工作阳光化，透明化的举措。是要把那个数字当成鲜红的警戒线，而不是百米冲刺的终点线，如果官员们也有质疑者们的思维，那才是一种对生命的亵渎。我常常想，为什么我们的言论自由那么的难以实现。媒体是一方，政府是一方，我们公民也是极为不可缺少的一方。而公民由于所处的社会环境，阅历的不同，往往也会导致不理性的思考。思考不理性了，难免指导了不理性的行为。所以为了稳定的大前提，决策层们就会牺牲掉言论自由。所以，有的媒体被禁了，不是因为他们有不法的过错，不是因为他们报道不符实，而是报道了一些特别容易引导思维不理性的东西。那么言论不自由的产生，也有公民不可推卸的责任。作为新时代的公民，我们思维的理性崛起，将是争取言论自由，争取更多民主权利的有利保障。公民应该有理性的思考，也应该让政府看到我们理性的要求。要知道政治中的狂热、亢奋，会把我们的生活搅得更乱。权利的享有需要一种和谐稳定的土壤。我们为权利而奋斗，就必须知道这也需付出代价。 法官在审判案件之时，也不是三五秒就能定个案判个刑。脑颅沸腾，认为所有嗜人者皆有罪，所有挑起矛盾者皆该罚，而事实恰恰相反。所以，当我们看到那些林林总总的死亡指标时，也不能顺时拿大旗就将它否定。还是要看看这个制度的初衷，这个制度的运行，以及这个制度的效果。如果这项政策制定的合法有据，并且那些指标也通过专业的统计部门制作，并在各部门有良好的运行效果，那就不能怀着恶意的目光去直视它。 社会的和谐，其实也源于我们公民与管理我们的政府相互信任的共生与双赢。 5月22日 写给凡高,也写给岛国 那枝干瘪张裂褐黄的向日葵
无生息地躺在玻璃台的桌面上
如同我生命的矛盾
曾经的田园上
我亲情般的阳光
我爱情般的水分
都使我有了满满的力气
扎根于褐黄的土壤
我青翠的身躯
我嫩黄的脸盘
偶尔聆听鸟儿的欢愉
偶尔随风摇摆腰肢
偶尔雨后一蹶不振
如今
平躺在谁的书桌上
听着墨汁干涸的哀吟
我知道
我生命的矛盾在于
这一切都不是我的场 农民工上审判席,我更期待它的实践效果
今日看到一则新闻讲河南省开封县有十三名农民工被县人大常委会任命为人民陪审员。一时激起法律界的争论，人民陪审员的选任应走“精英化”的道路还是“平民化”的道路。从新闻制造者也就是开封县法院提名这些农民工的初衷来看，他们希望可以在审判中更多的融入农民工这个族群的视角来解决农民工维权的案子。笔者以为，这里存在一些有意思的事值得思考。 根据《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完善人民陪审员制度的决定》（2004年8月28日第十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一次会议通过）第十四条 “基层人民法院审判案件依法应当由人民陪审员参加合议庭审判的，应当在人民陪审员名单中随机抽取确定。”可以看出，在基层法院需要由人民陪审员和法官组成合议庭来审理案子时，人员的挑选是随机的。也就不可能存在这些农民工将一定坐上审理那些农民工维权的案子。这样一来，对于有些法学工作者质疑“让农民工人民陪审员专门参加有关农民工案件的审判活动，有违背‘审判中立’之嫌。”的理由就来得不那么充分。此外，即使开封县的法官们想要让农民工来参与特定案子的审判，恐怕也难过机器挑选这一关。如果他们一意孤行，硬是想要为农民工们维权，把农民工陪审员都按到了那些座位上，那么具体案件的另一方当事人也还是可以通过提出回避或者法院审判程序违法等救济措施来维护自己的权利。再者从该决定对于人民陪审员的资格来看；“第四条 公民担任人民陪审员，应当具备下列条件： （一）拥护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 （二）年满二十三周岁； （三）品行良好、公道正派； （四）身体健康。 担任人民陪审员，一般应当具有大学专科以上文化程度。”以及第六条“ 下列人员不得担任人民陪审员： （一）因犯罪受过刑事处罚的； （二）被开除公职的。”，这批选拔上来的农民工确实也都符合了这些硬件。所以从这个事件来看，并没有什么不合法之处。从我们预想它的操作过程来看，也是可以排除一些非议的。 那么还需要解决的社会心理不安就在于，这些农民工不论从文化素质还是法律素养来看，是否能通过适当的培训来胜任陪审员一职。毕竟我们国家的陪审员制度，不同于英美法系的陪审员制度。他们的这个制度直接与他们的审判制度相配套。陪审员来自各个不同的社区，有着不同的职业，在法庭上的职责则是秉着一颗健全的平常的理性的心，来聆听原被告关于案件的称述。此后再根据自己的常规经验告诉法官，他（她）认为那一方的论述更可信。而法官则根据他们所信任的案件事实，来最终运用法律，裁判当事人的纠纷。而我国虽形式上也如同英美法系将普通人引入法庭参与审判，但他们的职责却有着实质的不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完善人民陪审员制度的决定》 第一条 “人民陪审员依照本决定产生，依法参加人民法院的审判活动，除不得担任审判长外，同法官有同等权利。”以及第十一条“ 人民陪审员参加合议庭审判案件，对事实认定、法律适用独立行使表决权。 合议庭评议案件时，实行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人民陪审员同合议庭其他组成人员意见分歧的，应当将其意见写入笔录，必要时，人民陪审员可以要求合议庭将案件提请院长决定是否提交审判委员会讨论决定。”指出了，我国的陪审员在审理案子时与法官是有着几近相同的权利与职责。至于审判长的担任，也就是在法庭上维持一些秩序等非实质性的任务，在陪审员的职责与审判长的职责轻重上是没有实质性的区别。这时，我们也就有理由去担心，法律给了陪审员们神圣的权利，可以同法官一样，在案件的判决中投出自己的一票。这一票的分量与一个接受法律正规教育良多的职业法官的一票的重量是一样的。我们信任法官断案，是在于他的那身职业的外衣使我们有理由相信他对于当事人纠纷或是罪行的判断，以及对于证据的甄别是有别于常人的。可是，人民陪审员呢，虽然他们也有其劳动职业光荣的外衣，但是，这与法庭上聆听当事人的辩驳，再运用客观、关联、合法证据，缜密的逻辑去判断纠纷似乎又相去甚远。从功利主义的角度来讲，我想将自己的纠纷诉诸法院的当事人们，可能也更希望有一个较为职业有较强法律素质的人来解决他们的争议关系，而不是只要他们的同胞或是与他们有着同样身份的人们来裁断他们的纠纷。毕竟上了法庭，谁强谁弱，谁有理谁没有理，光一个阶级同盟者的外衣是无法增强我们的对于判决结果的信任感的。就如同有纠纷不去法院解决，而靠民间调解，也是会去寻求有威望的人抑或是亲属抑或是有专业知识的人，而不是与他们有同样身份的陌生人。且不说同样身份的人们之间也会存在好恶之别。既然诉诸到法院，那就更不用揣度当事人的意愿，无非是要找比有威望的人、亲属、抑或拥有专业认识的更客观，更公正，更专业的人，而不是一些社会大众。所以从这样的心理去推导，出现“精英化”与“平民化”的争论也就显得极为合理。 介于人民陪审员制度在法院工作中的不断深化，我个人认为在不违背法律的最低要求之外，具有选任权利的法院以及当地政府的司法行政机关确实需要把好关。要在上位法为基本指导的基础上，制定详细的选任标准。而这个标准的制定，则需要各界的广泛认证。同时，也要对选出的人民陪审员进行严格的培训及模拟适用，合格者才能真正就坐于审判席上。不然的话，这样或那样的不良后果，只会使我们法院的公信力遭受难以想像的创伤，也会给人民陪审员制度带来不人民的效果。至于这批农民工是否能担当好这个职责，本着辩证的态度，以及实事求是的精神，我个人认为不必抱有太悲观的态度。毕竟他们是一次尝试，以前我们讨论“精英化”与“平民化”的问题，过多的是停留在我们的预想。谁也不知道真正实践起来，又会有什么样一个光景。既然开封县法院开了“平民化”的先河，那就让我们耐着性子来看看它的结果。不管怎么说，法律还是提供了一些制度上的周全考虑。他们要接受较为严格的培训，还有一些奖惩制度，这些的这些都有理由让我们去期待一个结果。 至少，在法治这条路上，我们看到越来越多的希望，也多了越来越多的期许。这有法律人的积极作用，也应该有这个社会不弱的回应。评价一个制度的好坏，是不是也应该给它一次尝试的机遇。只有实践之后，我们才能怀揣真理。至于实践的风险，我想随着其他救济配套措施的开展，我们还是可以把风险降得最低。从这个事件也可以看出，中国人素来缺乏的实证主义精神似乎也有了发展。 握着权力躺进上帝的环抱 一切都是上帝的安排 无法预知与掌控的时候 那些身外的力量也就是力量啦 笃信 偏信 愚信 总归都是信 谁不爱在金钱上做个春秋大梦 那样难得的时光 却又像是一脚触在金字塔尖上 摇曳 晃荡 惶恐 精子有尾巴能动 财富只在流动后才带上恶臭 我怕呀 所以我将日子交给上帝 他去安排 他去筹划 他去打开天堂的门 5月10日 给你一个爱外语的理由 读了一篇德国汉学家顾彬写的论文,觉得外国人理解和述说汉文化或汉文学总是一股怪味.也许是不一样的环境,不一样的体制,不一样的社会文化历史的综合作用,使得不同国度的人们对于他国文化也会有称得上陌生的解读.但值得称道的是,顾彬以精通多国语言的资本告诉我一个道理,限制一个人世界的,是语言.是的,你了解你母语地域以外的文化吗?你的世界有多大?你不懂他们的语言,又如何去解读以他们语言为载体的一切?所以.我有了一种学习其他语言的紧迫感与需求感.我忽然想到马克思,也是精通多国语言,年老时也学好了俄文,所以给年轻的苏联带去社会主义亲切感.一切的一切都划归到对于个人世界的打造的激励中.我似乎没有理由不爱外语. 5月2日 神谛的谎言------成不了历史的一粒沙子 神谛的光辉
只留下与棺木上的金箔遥相辉映 神谛的旨意 从四周涌来笼罩空荡的脑颅 神谛 你在他们的眼里不是人 他们在你的眼里也不是人 景仰的虔诚 填埋在通往神坛的沟壑里 越积越高 神谛 那些脊背柔软吗 四月终于结束 五月 双子座的怪物们 生日快乐! 岛国、女人
女人就这点能耐吗？ 出卖不了灵魂 就出卖身体 出卖不了身体 就只剩下去另一个世界 疯也好 死也好 总之都是另一个世界的一些事罢了 我这样一个女子 抱着装满傻气的气囊呼吸 五月的阳光把我照得酥酥的 脑颅里的水分也蒸发了不少
让我们思考吧 四月的湿气里 岛国上开满紫色的花穗 岛国、男人 男人就是缺点的结晶
不买不爱的灵魂 不买不爱的身体 只卖烟草和酒精 未婚妻站在右边
左手腾出来幻想诗句 “烟圈是思想燃尽的痕迹
酒精是思考欲的燃料 买卖是自愿与精明的仪式” 四月的雾气里 岛国上没有一处不明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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